真爱如血第五季百度影音:脫發的年輕人,像是一種時代癥候

來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發布時間:2018-10-25

真爱惹麻烦 www.wucio.club 撰文  /   ©   王先 仉澤翔 周路平 嚴冬雪 編輯 /  © 王曉玲

01

深秋,工作日晚上7點半,我和戴為約在北京CBD地區附近一個地鐵站見面,這是他從公司回家途經的中間地段。每隔兩三分鐘,就有一條自北向南貫穿這個城市的鐵軌從地下呼嘯而過,兩個端點,連接著戴為世俗意義上的角色,一端兒是北五環某互聯網公司寫字樓里的運營主管,一端兒是南四環外城中村出租屋里的租客。

戴為頭頂有兩塊小小斑禿,還沒有肉眼可見的謝頂那樣夸張。聽說我要找他聊年輕人脫發,他覺得自己不算典型,“我不年輕啦,30出頭了”,“我還好,我好多同學都脫發,有的真都快禿了。”

2015年,戴為加班熬了幾個通宵后,不經意間捋了下自己頭頂,發現頭發一摸掉一把。他感到錯愕,沒想到剛剛30歲的自己,居然也成了網上說的“脫發的年輕人”中的一員??墑羌易逵植⒚揮型遜⑹?,他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慌。

之后,他到網上搜索了各種關于脫發的知識,知道有一種脫發很難解決,那就是遺傳性的雄激素脫發,他慶幸自己的基因好,不是這種體質,否則畫面估計更不堪設想。

關于頭發的內容,從此變成了他的關注話題之一。

在中國,跟戴為一樣在脫發的年輕人,多得超過了外界想象。大概歷史上也沒有哪個時期,脫發成為年輕人頻繁談論的話題,像是一種時代癥候。

以貴著稱的戴森,今年秋天在紐約推出一款自動卷發棒Airwrap,售價高達500美元。新卷發棒在中國同樣刷屏,但網友調侃最多的卻是“我缺的不是錢,而是頭發”,“我需要的不是卷發棒,而是生發棒”這樣的話題。

數據顯示,這一代人的禿頂,的確比以往更早到來。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公布的一份“脫發人群調查”結果顯示,目前中國脫發人群約為2.5億,其中男性脫發人數1.6億,以20到40歲之間為主,30歲左右發展最快,比上一代人脫發年齡提前了整整20年。并且,脫發人群還在每年遞增,甚至超過了糖尿病和高血壓人群數量。

也就是說,85后甚至90后正在成為脫發大軍的主力。電商平臺的數據更為明顯。阿里健康2017年秋天發布了《拯救脫發趣味白皮書》,購買植發、護發產品的消費者中,90后人群已占據36.1%,即將趕超占比38.5%的80后,成為擁有脫發煩惱的主力軍。

在醫生眼里,除了遺傳占主因的雄激素脫發,壓力和睡眠不足是導致現代年輕人脫發最常見的原因。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皮膚科主任楊淑霞說,雖然沒有詳細的數據,但確實現在每天去其門診看病的脫發患者大多分布在20到40歲之間,年輕人關注的脫發,除了雄激素型脫發和諸如哺乳期的休止型脫發外,更多和緊張、勞累、休息不好、營養不良有關。

年輕人脫發當然也帶動了頭發經濟發展。根據國家衛生部門公布的數據,中國未來10年毛發健康產業還將以每年260%的速度增長,城市居民用于個人頭部護理的消費正以每年30%的速度急速遞增。相關人士也推測,2015年至2025年,將是中國生發、養發、植發市場爆發式增長的黃金10年,千億養發藍海市場正等待發掘。

盯上年輕人日漸稀疏的頭頂的還有風險投資。2018年初,碧蓮盛宣布獲得華蓋資本5億元戰略投資,碧蓮盛正在籌備A股上市。同年9月,雍禾植發宣布獲得中信產業基金的戰略投資。

02

在所有脫發人群中,程序員這個職業被劃進重災區。“你再看互聯網公司的那些程序員,幾個是有頭發的”,關于頭發,戴為經?;崮貿絳蛟本倮?,自我愈療。

幾年前,一張北京中關村地鐵站和普通地鐵站乘客對比的內涵圖,一度在網上流傳。直到最近一年,由還沒接通地鐵的北五環外西北旺后廠村,繼承下被調侃的衣缽。

我和戴為走進一家粥鋪,點完菜,他要了瓶啤酒,砰的一聲起開,倒進玻璃杯,順勢撥了撥自己的頭發指給我:“你看,還有好多白的,在之前的公司掉得更嚴重,壓力大。”

我是5年前認識戴為的,那時他還完全沒有什么所謂頭發和亞健康的問題,現在迥然已是中醫脫發專家。

他告訴我肺是“主管發膚”的器官。“中醫上講,一般情況下,你要是這邊開始謝頂了”,說著攏了攏額頭兩端,“說明你這個人性格容易暴怒。肝主筋,腎主骨,肺主發膚,為什么吸煙的人皮膚都不好,有影響。”戴為一直沒能戒煙。

“你想,壓力大,內分泌就容易紊亂,皮膚油脂散發多了,我原來一天不洗澡頭發就油油的,頭脂一多,就開始掉頭發。”戴為說。

戴為自認是職場上的“佛系”年輕人,自從武漢大學研究生畢業來北京,前幾年一直在互聯網公司做一線運營,他說自己不適合做管理崗位,最多做到運營總監,“然后就會卡在這兒”。

但如果繼續選擇走專業這條路,往后精力上又肯定拼不過20多歲的新人。

沒有人永遠年輕,但永遠有年輕人。

戴為很清楚,在北上廣深這類一線城市,對絕大多數人來說,以按部就班的職場路徑發展下去,想靠工資置業甚至實現財務自由是不可能的。沒法置業,便沒法安家,更沒法解決未來孩子上學問題。所以,他需要在30歲左右的年紀,盡量在法律允許的范疇內,快速積累財富,“更需要開辟第二條路”。

說著,戴為望了一眼窗外。這家粥鋪和繁忙的地鐵站隔著一道十字路口,白天隱沒在周圍大廈的投影里,招牌在夜晚才顯得格外透亮。不遠處,國貿三期、央視大廈、財富中心等百米高的建筑毗鄰相對,構成北京“上東區”的城市天際線,施工6年但依然在建的中國尊,高到了528米,比紐約帝國大廈還要高出一截,僅次于阿聯酋的迪拜塔。在串起這片建筑群的馬路上,如果是在過了晚高峰的深夜,偶爾還能聽到威風凜凜的跑車馬達聲。

一邊是財務自由的人生標桿,一邊是社會上不斷傳播的年紀焦慮。身邊也不乏去了納市敲鐘的“85后”創業者,炒幣大賺第一桶金的“90后”財富新貴。身處其中,戴為完全不理會“成功人士”與“失敗人生”的參考標準不可能,這些聲音交織充斥在媒體和社交網絡上,像新流行并且看起來還將繼續流行下去的時代新型病毒。

焦慮由眼睛耳朵傳進大腦心臟,填充得多了,戴為莫名感到堵得慌。

投資,是戴為給自己開出的人生藥方。只不過仍在臨床階段。2015年,戴為開始押注外匯,居然真的在市場賺到了60萬元,“1:200的杠桿,一天就賺了20萬”,這讓他高興了好一陣。

60萬元,對于戴為來說,是一筆不大不小的收入,談不上財務自由,但是至少可以緩一口氣。

壓力沒那么大了,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,換了一份新工作。新公司給的薪水只有原來一半,但相對節奏較慢。最初的幾個月,他覺得狀態開始漸漸恢復正常,早上頭發也不再一把一把的掉了。

沒想到才過了三四個月,戴為連本帶息跌進去150萬,這里面有父母的錢,有自己這些年的幾乎全部積蓄,整個人的精神一下就垮掉了。

戴為感覺這個世界難以把握。

前一分鐘還是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,轉瞬間就有可能變成以色列人曾服苦役的埃及。

戴為搬到了北京南端的城中村,房租每月只有750元。他一度不敢告訴妻子和父母,“他們每次一問我還有多少錢,我就說一百來萬吧。”

那段時間,戴為的頭發掉得尤其厲害,閱讀了各種中醫典籍后,堅信壓力就是自己脫發的根源。

 “我不年輕了,都是中年人了”,他認真扶了扶眼鏡,再次強調。

我告訴他,現代漢語辭典對“中年人”的定義是:年紀在40至60歲之間的人。不過我也很清楚他的潛臺詞,對于互聯網運營這個職業,他確實不年輕了。

03

戴為的脫發是從工作三年后才開始的,何遇要早得多,提前到了大三在樂視網實習的時候。

在視頻網站做剪輯工作的她,和程序員一樣需要長期對著電腦,也不得不經常熬夜。今年24歲的何遇,自稱有三年脫發史。她算不上禿頂,只是看著發間距明顯越來越寬,她說心里也越來越慌。

別說是愛美的何遇,就是男性,也大多不能接受脫發的視覺沖擊。28歲的美團產品經理秦昊,在大學畢業一年多之后開始逐漸被人問到發際線是什么情況,“一開始我還以腦門大、額頭高感到自豪,后來發現不對。”過去一年,他的發際線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向后急退,秦昊不得不將頭發留長,劉海兒朝前努力梳起了中分。

晚上8點鐘左右,他從燈火通明的望京辦公室發來兩張自拍照片,拍攝時間相隔不到10秒鐘,分別是摟起腦門兒,和頭發中分后劉海兒向兩邊梳起的造型,自嘲說這是“聰明的代價”,“你看互聯網公司的程序員,禿的最多”。

雖然表述有些夸張,但在電腦輻射與熬夜加班雙重加持下,發際線高的程序員確實不少見。在南京,跳槽到華為不久的楊聰,戴上了假發。妻子用“放棄治療”來形容他買假發的決定,楊聰的頭發也成了朋友們日常編段子的重要靈感來源。

何遇曾經并沒覺得長發能留到腰間是一件多么特別的事,及腰的長發已經在她頭頂生長了近20年。如果腦袋可以宣示主權,那么這長發將是首當其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何遇讀大三那年,由導師推薦,經過兩輪面試,她進了樂視網里一個網綜部門當實習生,并對接起和某韓國制作人的日常溝通工作。

對于一個初次接觸職場的年輕人來說,這些一開始都是真人秀似的新鮮體驗,但沒過多久,疲憊感就擋不住了。“韓國人好像都不困似的”,在樂視網一年,何遇用完全“晝夜顛倒”來形容自己的作息。經常在深夜里,韓國導演還拉著她一起排練綜藝節目里的游戲。

凌晨四五點鐘下班成了何遇那段時間的常態。高強度工作半年后,頭發脫落的速度讓她感到一陣恐慌,“每天都得洗枕巾,上面全是我的頭發”。那年雙十一,何遇買了一打枕巾,備著換。自從發現頭發掉得夸張之后,何遇把原本每月一次的頭皮護理周期逐漸縮短到兩周一次,美發卡一充三五千。

“每回一去,那個美容師就嚇唬我,說我頭發毛囊有問題,頭發不扎根,(雖然)我頭發啥樣,我自己心里都有數,但護理還是圖個心安理得。”

“掉頭發嗎?”,“你發根毛囊有點堵”,這套話術在理發師的嘴里,比算命先生的“印堂發黑”還管用。我常去的一家北京中關村的美容院,三千塊錢的頭皮護理套餐一直賣得不錯。

何遇說,自己加班熬夜換來的工資,幾乎都交給了美容院做頭皮護理,但收效甚微。3個月前,她第一次剪了短發。

比脫發更可怕的是,何遇的體重也開始持續上漲,體重和頭發的失控,讓何遇的心態一起失控了。

何遇的努力也沒能換來太多職場積分。她剛進入公司時,樂視還沒爆發?;?,賈躍亭仍是公司里的精神idol,進入門檻相對蠻高,許多年輕人以能進入樂視追求理想為榮。

她實習還不到一年,樂視就接連爆發?;?,賈躍亭的形象在她心里也逐漸倒掉。失去了拼命努力的目標,覺得也沒有繼續留下來的理由,她選擇回學校繼續讀研。

至于讀研畢業后想做點什么,她還沒有考慮,逃跑似的,只希望先在學校做個緩沖,把生活速度放慢下來。

三個月前,何遇做了一次腰椎間盤突出手術,這是她常年剪視頻久坐的后遺癥。

現在她更關注自己的身體,在樂視的一切仿佛十分遙遠,但有時候她會突然感到莫名焦慮,何遇也說不清理由,好像心里有一個人對著空氣在揮拳。

04

戴為從來不理會理發師的產品推薦,“我就知道是忽悠,主要是現在我這兩邊還能蓋住,不在乎。”

但同樣的話術對27歲的周順起了作用。有一次,理發師用手撥了撥周順的頭發,說比較稀疏,有禿頂的風險,問他是不是經常熬夜。周順記得自己頭發應該挺多挺密的,但心里還是“有一點點被嚇到了”。

做媒體作息不規律,他確實經常熬夜工作到凌晨以后,白天補覺。

“一開始我沒太在意,但Tony老師說了好幾次,我心里就擔心了,難不成真的在這個年紀就脫發?”周順腦子里開始出現禿頭畫面。理發師再進一步,拿出類似放大器的東西在他頭頂一小塊區域掃了掃,就著眼前的ipad實時顯示屏講解:你看這塊頭發多稀疏,這幾個毛囊發炎了。

兩次三番,周順接受了理發師推薦的3000塊錢頭皮護理套餐,當場做了一次頭皮清潔按摩,洗完之后又給他一指:“你看,以前堵塞的毛孔都打開了。”

他把辦卡的事告訴了朋友,引來許多嘲笑,“你是不是瘋了,居然有一天會這么好騙”。

“做媒體工作經常熬夜,兩三點睡,內心還是會焦躁,否則不會那么輕易相信她,(被騙)還是有原因的,真擔心某一天就真的跟某些程序員一樣。”周順覺得,可能心里還是有自己嚇自己的成分,所以事到臨頭,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。他為自己這個選擇后悔了小半年。

人們對脫發的恐懼,大大催生了商家的興趣。那些脫發不算嚴重的人,不會為此走進醫院。普通人的抗脫之路一般從洗發水起步,以頭皮護理進階。

十年前,霸王的銷售額便已經超過了14億人民幣,毛利高達9億元。這種以首烏、人參、皂角、側柏葉、飛揚草等中草藥為原材料的洗發水,受到市場的熱情追捧。在成龍“duang”的一聲中,防脫發的熱潮火遍大江南北。要不是在2010年遭遇致癌風波,霸王的輝煌還能夠延續好些日子。

緊接著,各路生姜系和無硅油洗發水在超市繼續大行其道;主打“養發、生發、防脫發”的章光101,也迅速積累起10多億固定資產,2500多家“專業生發”連鎖咨詢店一度在中國城市田間遍地開花。

不過,幾乎市面上所有主打頭發養護概念的產品,都是毀譽參半,因為至今還并沒有嚴密的科學理論和數據做支撐,證明其起作用,甚至有時會被當作“欺騙無知群眾”的代名詞。

“我爸以前就去過老家那邊的章光101門店,還不敢從正門進,怕被熟人撞見尷尬”,一個已經初現脫發端倪的朋友告訴我。

楊淑霞從專業角度解釋說,只要能夠控油,洗發水或是頭皮護理對于防脫有一定作用,但是作用不大。

在美發行業做了10年的理發師蔣濤,對現在年輕人脫發現象已經見怪不怪,“尤其是那種斑禿,我們一般叫‘鬼剃頭’,好多人白天上班對著電腦,晚上睡不著盯著手機,輻射對掉頭發都是有影響的。”

他前些年做過代理生發產品的生意,但現在不給客人推薦了,“有忽悠人的成份在,要想不脫發,什么產品都不如睡眠,睡不好、生活沒規律,頭發肯定會掉,那些做科技開發的,哪有睡得著的。包括我自己頭發都掉。”

而對于許多洗護產品上標注的增發、生發功能,楊淑霞則表示都是騙人,“增發是不可能的”,“市場上所謂的生發產品基本上都是忽悠人”。

和楊淑霞一樣,醫院里的皮膚科醫生對所謂生發產品的態度,十有八九是不屑。

05

相比各種防脫用品,植發可以說是對付頭頂難題的終極手段。

1987年出生的郭陽勇敢地選擇了植發手術。他曾在一家門戶網站工作了幾年,對這份工作的記憶主要是忙,“天天加班,周六日也經常要加班。”

郭陽說就是在那個時候,發現自己發際線似乎有點高。今年才31歲,但看上去已經人到中年,每天看著鏡子中的自己,郭陽用了一年時間,做了一個周圍朋友們認為非常大膽決定:他去做了植發手術。

經過了一年對疼痛感和花銷性價比的心理建設,去年十一黃金周,他走進了北京一個植發中心。

推子推光了頭發,用水清理好,一道黑色馬克筆畫出擬補齊的發際線輪廓,郭陽進了手術室,他面前放著一把看起來有些老舊的按摩椅,按摩椅前面有個洞。郭陽需要做的,是躺在那里,由醫師將他1500個后枕部位的毛囊組織取出,“栽種”到前額。

一位植發專家正給用戶植發

郭陽有點害怕,醫師說只有麻藥打得會稍稍有點疼,但這種痛感在可接受范圍內,一般人都能接受。醫師遞給他一個解壓球,“沒事你可以捏一捏。”

“結果他一針下去,我嚎得整幢樓都能聽到。”

植發本質上是一種“拆東墻補西墻”的方法。和郭陽一樣,許多植發的年輕人,考慮到頭發成活率、疼痛度、可能留下疤痕等等因素,經歷過少則幾個月,多則幾年的了解和猶豫。

植發技術在1997年進入中國,但直到近幾年,雍和、科發源等植發機構才隨著尖叫聲流行起來,這種算不得常規意義的手術,和這個時代眾多追求效率的事物一樣,“上午去種牙,晚上啃蘋果”與“上午去植發,下午就上班”的廣告,紛紛擠進地鐵和電梯間的廣告屏,激發著人們半信半疑的想象力。

打了麻藥,醫生拿來一件工具,“東戳戳,西戳戳,發現我沒有感覺,就開始用一個像美容儀似的東西繼續戳戳戳,戳完一片之后又拿鑷子把這些毛囊都拔出來,是一個一個小毛茬兒”,郭陽說,接下來由護士們把這些毛囊每50個為一組分開存放,再種進前額。

事后,他甚至有些為自己的勇氣自豪,有朋友嚴重脫發,會動輒花費幾千塊買各種正規不正規的“生發產品”,反而對植發非常謹慎,擔心花費擔心失敗。

郭陽覺得,和無窮無際的加班比起來,植發的痛苦簡直算是一勞永逸。

作為一種應用顯微外科手術,植發技術已經有66年歷史。1952年,紐約的皮膚外科醫生諾曼·奧倫特雷發現,從頭皮側面到禿頂部位的毛囊,其實能夠像未移植過一樣正常生長,這證明每一個毛囊都是獨立的,不受其他同伴影響,所以,或許可以把身體其他部位的健康毛囊移植到脫發部位,來對抗禿頂。他在自己診所里為人成功進行了植發手術。到1966年,全世界已經有1000多人接受了他開發的植發技術。

2011年英格蘭足球前鋒魯尼走進倫敦哈利街診所,接受第一次植發手術,引起媒體瘋狂報道。植發逐漸成為脫發癥患者可考慮的新治療選擇,2015年到2017年,百度關于植發相關的搜索數量增長了114%。

而根據市場調研公司Market Research Future公布過一份《全球植發市場報告》顯示,2023年全球植發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238.8億美元,未來五年的年復合增速將超過24%。

06

劉帥是我這次采訪中遇到的最理性的人。早在2012年,劉帥也曾是脫發的年輕人。當時他剛剛看完一系列專題報道,發現自己額頭邊“進去了一塊”,他指給我現在已經重新長出頭發的額頭區域,“當時很明顯,頭發變得特別細軟,我上網一查,發這可能是脫發前兆,特別焦慮,然后發現掉得越來越多,頭發平時都是趴著的,同事說就像戴了假發,那段時間變化特別大,實在是難以接受,像變成了另一個人。”

他決定去醫院。第一次去北京某三甲醫院皮膚科求診,擔心掛不上號,劉帥特意假裝提了個行李箱,說自己剛出差回來,希望加個號。“人太多了,用這種方式我才掛上。”

醫生拿工具量了量發際線尺寸,給出了兩種方案:抹一種叫做米諾地爾的外用藥,或者服一種叫做非那雄安的藥物。

這是目前經過國際醫療界認證過的唯二有效促進毛發增長的藥物。吃了7個月,劉帥覺得發際線和發質都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,到了一年左右,發絲也不再有那種病態細軟。過了兩年劉帥去復查,醫生把病歷拿出和從前對照,重新量過后,發際線比最初時退了大概一兩毫米,“這就完全可以忽略了”,醫生說這很正常。

“一個人來看脫發,我肯定先要判斷是哪種類型”,楊淑霞告訴我,精神性和病理性的治療方式不同。“比如一個人是天天熬夜睡眠不足引起的休止期脫發,就要告訴他改變生活作息,這種不用醫生來治,自己慢慢就會長出來。”

她說,只要一個人科學地堅持用藥,即便是比較麻煩的雄激素性脫發,“頭發的量還是可以保持的”。

不過她也提到,還有相當一部分脫發的年輕人多少有些“神經質”,“看著頭發很多,而且脫的量也不是很大,就是說自己每天掉很多頭發”,但當醫生繼續追問后發現,這個人往往伴隨著輕重不同的焦慮癥或抑郁癥,讓其揪著頭發的問題不放,“這可能只是焦慮癥的表現之一,并不見得就一定是脫發”。

戴為說自己脫發最嚴重的一段時期,連身體帶精神都在垮掉,體重由畢業時的150斤飆升到170斤,就在他覺得差不多到頂的時候,漲到了190,并且出現了在他以往觀念里只有老年人才會出現的血脂血壓血糖“三高”。那時他的生活一團糟,晨昏顛倒,甚至帶來了脫離正常生活的罪惡感。“算是都市病吧,我覺得算是一種放縱,對自我的放縱。”

我問他怎么解釋“放縱”,“頹廢,厭倦,對什么事都覺得生無可戀,因為有巨大的壓力憋著,覺得熬不出來,好像人生已經跌到一個巨大的坑里,爬不出來。”

根據尼爾森的《中國市場消費者對掉發現象的認知研究》,多數受訪者認為過重壓力已超越環境問題及家庭遺傳,成為導致中國男性脫發的元兇。

戴為把這歸結為是一種馬上要步入中年的?;?,“90%的人?;際喬?,剩下10%那部分是作,這就是中國年輕人和中年人的共同?;?rdquo;。

我問他,你怎么定義“年輕人”這個概念,他幾乎不假思索:“剛畢業的都算年輕人”,說完,大概覺得這個概括過于局限,想了兩秒又補充一句:“工作不到5年,沒結婚,沒房貸壓力,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,精力飽滿的,都算年輕人。”他點上一支煙,深嘬一口,煙尾亮起一抹紅光,伴著自己并未意識的艷羨語調。

90年代初,當崔健彈著吉他,聲嘶力竭唱起“不是我不明白,是這世界變化快”的時候,他大概沒有想到,20多年后的移動互聯網時代,單單用“快”來形容變化的速度甚至已經顯得過于單薄。時代的翻臺率高到令人咋舌。

估計他更沒想到,脫發有一天契合著這個時代,成為一種“流行病”,也成了那些為各種概念祭上時間的年輕人焦慮的表征。社會的造富地殼板塊劇烈碰撞,伴隨著一輪輪技術變革與行業創新,有小鎮青年一戰成名,也有商業巨頭瞬間沉沒。

畢竟這個時代帶給年輕人的,既是前所未有的咸魚翻身機會,又是一張擠擠挨挨、隨時可能被淘汰的牌桌。有人昨天還仰視著舞臺上的老板“為夢想窒息”,今天就被告知面臨裁員的?;?。一個風口上的概念從興起到衰落,周期越來越短。一個被廣泛應用的技術從發明到棄置,有時只需一年。

《愛麗絲漫游仙境》中,紅桃皇后說,在這片森林里,“不進等于后退,停滯等于死亡。拼命奔跑,或許能保持在原地”。